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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于强调严格监管会扼制经济活力，因此需要寻求恰当的平衡。
如果要认定其合法，则应当采用实质法治的标准。2.从1982年《宪法》到1993年修宪：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逐步稳固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逐渐提高，其概念内涵逐渐丰富。
[50]二是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规范意涵包含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市场地位平等、共同发展，那么非公有制经济当然享有基于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自主权而获得经营自由的规范基础。1998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珠海召开的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上，以为了与国家法律法规保持一致等三点理由，要求停止使用民营企业等概念表述，[58]这曾引发了广泛争论。第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平等性和平等保护的规范原理，应当回归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高度，审视国家如何履行保障和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宪法义务。[47]参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课题组：《制度、市场与非公有制经济》，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3期，第55页。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其中，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对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不完善，缺乏稳定的法治预期。对于涉及企业内部股东之间的矛盾纠纷，要注意把握好犯罪界限和民刑交叉法律问题，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涉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从法理层面来说，这应当属于民营企业经济自由权的保护范围。这也是产权界定的基本要求。[54]卢建平、陈宝友：《应加强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载《法学家》2005年第3期，第27页。经济自由权主要属于积极自由，需要国家主动作为，创造实现自由的条件，[47]尽可能满足权利主体的诉求。
因此，在民营经济的行政监管过程中，应当谨慎判断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充分运用法律法规已经规定的不罚、免罚和不执行处罚规则，将执法重心放在激励民营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主动合规经营方面。[41][美]伊斯雷尔·柯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 56页。
过于严厉的问责机制会导致‘问责悖论'，造成问责和避责二元对立的局面，即问责越严厉，官员的避责倾向越强烈。促进民营经济平等发展，必须对监管者形成正面激励。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已经建立并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合理行政的话语下，所谓错案既包括违法行政行为，也包括不当行政行为。
[46]张志红等：《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其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政策视角》，载《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 108页。[31]张军：《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地位的变迁及其启示》，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第166页。信用监管不能以对民营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评级定等为主要目的，应当回归监管的初衷，促进相关主体提升行为品质，从整体上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将按劳分配作为一项分配原则，表明劳动成为分配的统一旦唯一尺度。
[10]（二）民营经济与分配制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任何对民营经济设置不合理门槛的行为都是违背宪法的。
这是信用监管的天然优势，是建立该机制的目标之一，同时要注意应当具有一定的容错余量，避免过度规训导致的外溢效果，特别是与过罚相当、一事不再罚、禁止不当联结、比例原则等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冲突。[65]王锡锌、黄智杰：《论失信约束制度的法治约束》，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1期，第 111页。
（一）权利保障制度第一，清晰界定产权。义务性、强制性、惩戒性的法则，与权利性、鼓励性、督促性的法则，各有其功效，各有适用的必要。《宪法》规定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历史传统的规范表达，并非对民营经济法律地位的区别对待，更不能得出非公有制经济只是短期存在的结论。第一，优化监管者的责任设定。[58]蒲晓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负责人就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答记者问》，载《法治日报》2023年7月26日，第2版。其二，在民营经济内部，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应当获得平等对待。
处罚本身不是目的，不能以罚代管，更不能成为罚治。[58]还要及时总结近年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经验，进一步把合规作为企业治理和监管的手段，注重合规在民事、行政、刑事领域的协同发力，保障合规整改的有效性，（59]将行政合规和刑事合规作为涉案企业和个人出责出罪的重要事由。
[27]在这方面，有的法律明确规定了非歧视原则。[29]门中敬：《平等权原则与宽容——以平等和自由的关系为向度》，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第30页。
市场准入是政府调控经济极为重要的手段，也是民营经济平等发展的最直接需求。现实中，民营企业难以获得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准入待遇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
这不免构成制度性歧视。其一，民营企业应当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在市场准入、竞争政策、监管措施等方面获得平等对待。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为此，应当充分认识既有的体制和制度上的约束性条件，[37]加强对刑罚权的规范和监督，严格区分并以法律或司法解释等方式明确罪与非罪的标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避免客观归罪。
[52]但昭文：《浅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兼谈刑法的修改》，载《法学评论》1993年第4期，第77页。人权中的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等拟制的人。
《中小企业促进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也体现了权利平等的要求。[70]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22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22年12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3年第1期，第151页。
保护私有财产权既是法律要求，又是伦理道德。可以说，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长期目标。
[67]倪星、王锐：《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载《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51页。民营经济平等发展的核心在于使其获得平等对待的主体地位，完整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塑造敢于作为、敢于创新的信心。[47]于文豪：《西方自由权之思想演进》，载《理论学刊》2008年第6期，第96页。但是实践中也存在涉企政策的模糊化、碎片化、朝令夕改、前后矛盾等情形。
近年来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使国企与民企构成命运共同体，还形成联结紧密的产权共同体和行为共同体。丰富多样的经济观念、经济模式和经济行为是个人和社会创造力的基础，能够提升社会的自由度和发展高度。
[33]尊重和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权是宪法要求，其现实必要性仍需强调。[66]监管责任如何设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监管者的监管动机和行为表现。
此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的规范性文件附带性审查，也是一种审查监督的方式。近年来，权责清单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等改革，都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内心确信，从而愿意和敢于投资发展。
